理实交融

林行止转向：作别盲目自由市场信徒

2008-6-25  第一财经日报 舒时

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香港《信报》创办人、香港特区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最近公开宣布，由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倡导者转向赞成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在香港业界引发不小的震动。

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林行止创办了香港首份财经新闻日报《信报财经新闻》(简称《信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甘阳对该报的评价是“香港最好报纸，虽然发行量不大，但是他的读者群层次较高而且稳定”。

不仅如此，多年来林行止笔耕不辍，其专栏内容包罗万象，从时事到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均有涉及，而他往往能将各种现象归结至西方经济学观点，因此其专栏中有不少成为经济学的评论经典，在香港知识圈内颇具影响力。

正是这么一位长期以来以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去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对香港偏向富裕阶层的低税率提出了率直批评。有感于香港社会不公平加剧，林行止提出学习内地所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让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尽到社会公民责任。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林行止在文中还罕有地进行了自我批判，对自己年轻时作为一个“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表示忏悔，宣布放弃其过去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

对于这次转变，林行止自称是“人性随年岁渐增而强化，因此想对时下香港提一点有违‘经济原则’的意见”。

不过到了今年4月，有感于投机盛行之下引发全球粮食危机，以及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林行止再次表达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悔意”，并称这是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比如价高必然使产量增加促致价格回顺)……”

在4月的这篇文章中，林行止语意诚恳地表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并认为，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林行止转变背后

从倡导自由资本主义到认可社会主义，再将“人类福祉”的提高寄希望于中国崛起，林行止的转变不可谓不大。甘阳认为，林行止在专栏中的提法未必是他的“转向”，但这显然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件。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林行止的“改宗”是表面，实质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冲击结果。

在全球的发达经济体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王绍光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贫富分化严重程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差不多。要知道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不像内地有巨大的城乡及地区差异。”他指出，内地基尼系数也高达0.45，但扣除城乡因素，贫富差距要远低于香港。

抛开这些抽象的经济学指标不说，久居香港的人都深有体会，香港人的生活并不如其外表所展现的光鲜。相当部分港人生活在拥挤的公屋或廉租屋，一家四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一居套间内很平常。即使那些自己买楼的，其居住条件也未必强过前者。一位刚刚在荃湾斥资400多万港元买楼的内地业主对记者抱怨，想不到香港的房间如此之小。“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她说。

整体上看，香港只是在社会保底方面做得较好，但是根本无暇顾及贫富悬殊问题。“如果你住不上房子，可以排长队等政府安排有一间一张床大小的屋子；如果你的病等得起，也可以排(很久的)队免费看病。”王绍光说。

尽管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但相当部分港人的月收入在15000港元以下，按照日常购买力来看，仅相当于内地2000~3000元人民币的待遇。走在香港街头，不少餐厅贴出的招工广告显示，清洁工和服务员的月薪约为6000~9000港元。“很多没有读大学的港人工资连万元都达不到。”王绍光说。对于内地大部分城市的居民来说，这可能是很不错的收入标准，但在香港，这个收入甚至租不到带电梯的两居室楼房——这就是部分香港人生活的残酷现实。

更严峻的是，香港人工作时间并不固定，很多人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公司却根本不给加班费，多数人都在透支身体，虽然香港亦有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力量分散，根本无法形成有效对抗资本方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行止正是目睹这些怪象，才会疾呼企业“多顾人性，共造和谐社会”，才会诚恳地表示“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

金融全球化的风险

王绍光认为，香港的贫富分化与经济结构有关。在过去制造业时期，香港的两极分化并不如现在严重，但是随着这个城市日益偏向金融及服务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服务业有两个极端，低层诸如麦当劳的员工、银行收银员的收入和高端的律师、投行家、医生等月收入可以相差10倍甚至数十倍。

上述现象反映香港的一次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而香港的二次分配体系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再分配功能。王绍光评论说，近期香港对公费医疗体系提出多项修改建议，但其做法类似征收“强医金”，“这将进一步减少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他说。

这种现象当然同样引发林行止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深思。

甘阳说：“资本主义在经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政府都进行了积极干预，令经济稳定并注重社会公平。但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他指出，从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近期的越南股灾，以及全球粮食、原油价格暴涨，背后都有全球投机资本的影子。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甘阳说，“资本正变得越发不可控制，变得更加非理性和更具风险性。虽然我不知道林行止本人是什么想法，但相信他也注意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甘阳认为，林行止在专栏中提出的问题很好，它提醒一些人不应该对资本主义过度歌功颂德，“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

令人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被香港媒体广泛关注，尽管林行止本身也是传媒人。实际上，香港媒体在呼吁社会公平、减小贫富差距方面的努力远远小于内地媒体。王绍光对记者表示，在内地房价高涨的时候，不少内地媒体都把焦点投向了那些低收入人群，但在香港，媒体的焦点却仍然是富人阶层。

“今年香港房价上涨迅速，但是你翻开报纸，会惊讶地看到，大部分报道都是称房价上升给投资者带来多少回报。”王绍光很遗憾地说，“没有人去关注这会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的确，本报记者每天都会收到房产中介发来的消息，几乎全是换房客赚取多少利润的新闻，目的很简单，鼓励大家多买房。

王绍光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是，香港仍然是个以自由资本主义推动的金钱社会，谁成功谁就更吸引眼球。另外一层原因是，目前生活在底层的港人很大部分是外来的“新移民”，对他们来说，香港可能比起原先的生活环境要好一些，因此他们愿意忍受。

在太古广场，记者就碰到一位刚刚进入某四大会计师行的内地毕业生，她对记者抱怨，自从上班开始，就没有在午夜12点前下班过。“连我们领导都在加班。”她说，“在香港，除了公务员(只有香港永久居民可以报考)，好像还没听说有哪个行业不需要加班。”

她希望几年后能在工资上向她的部门主管看齐，后者可以拿到4万~5万元每月，年底还有大笔的花红，至于不加班，她表示不抱奢望。

这个女生说，还有相当多的“新香港人”靠着这种“向上爬”的梦想在拼搏，虽然身在底层，却不屈不挠，他们或许对贫富悬殊有体会，但是没有时间、渠道、能力，也没有精力去表达不满。而本应为贫富差异呐喊的媒体，大部分版面已经被富豪与娱乐焦点所占据。

在香港，许多深层的问题不到一定的层次是看不出来的。“林行止所处的位置有助于他看清一些问题的本质”。王绍光说。

郭松民   作者文集

    不久前，吴敬琏先生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将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归结为“腐败和垄断”，结果遭到了同为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晚生后辈的樊纲教授的反驳，笔者当时曾有专文论及。孰料就在此事渐渐平息之时，吴敬琏先生又旧话重提，再次撰写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一文，重申并系统地强调自己的观点（10月23日新华网），看来一个人要认识并接受真理，还真的需要反复，即便是博学睿智如吴敬琏也不能例外。

    在讨论展开之前，我先请吴敬琏先生看一个例子：香港。香港的特点在于，第一，没有垄断；第二，没有腐败（或者说腐败的程度轻微到几乎没有）；此外，香港还是世界最自由、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说香港是吴敬琏先生心中最理想的“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香港的贫富差距如何呢？很遗憾，香港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反映贫富悬殊情况的基尼系数，长期以来一直在0.5左右，高于“腐败和垄断”都很严重的中国内地，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资料，1996年，香港的贫富差距为38倍，到了2001年，就上升到了45倍！到了2005年，基尼系数更增加到了0.525。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的理论在面对香港的例子时如何能够自圆其说？如果连近在咫尺的香港的现实都不能解释，那么这一理论未免也太缺乏说服力了吧？

    通观吴敬琏先生的全文，贯穿其中的逻辑是：“腐败和垄断”导致了机会不平等，而机会不平等造成了贫富分化。我们先假定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在贫富分化已经是中国的一个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为每个人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机会”呢？把社会总资本在13亿人口中再平均分配一次？抑或是银行为每一个没有任何财产做抵押的穷人提供一笔贷款，让他们去创业？我看这都决无可能，这样看来，吴敬琏先生竟是想让我们画饼充饥了？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腐败和垄断”就不会产生机会不平等的话，那么香港的现实又证明了什么呢？在我看来，香港的现实正好证明：即便是存在“机会平等”这样一个前置条件，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也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贫富分化。这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这两大问题，是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因此竞争的结果就必然会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市场经济本身内在具有导致贫富分化的特性。

    但这个结论恰恰是吴敬琏先生所不愿意正视的。因为这些年来，他一直是极力主张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他也因此而享有“吴市场”的美誉。从吴敬琏先生这篇文章开场白来看，他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要撇清“市场化”和“贫富分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他仍然坚持着恶化收入分配状况的主张，为此甚至不惜牵强附会，指鹿为马，用一个新的、更大错误，来掩饰原来那个旧的、不那么大的错误。吴敬琏先生下这样大的赌注，难道真的不怕输掉自己一生的学术声望吗？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腐败和垄断”我们当然要反，而且要坚决地反，彻底地反！但反腐败和反垄断并不会自动导致贫富分化的消失，因为贫富分化的真正元凶是“市场化”。不认清这一点，我们也就不可能找到对付贫富分化的正确道路：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如征收高额累进税、遗产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市场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限度内。

 

成思危對中國經濟的最新評論 

符坚以肥水之战，草木皆兵的故事让后人＂津津乐道＂．但能统帅九十七万足以投鞭断流的军队，作一统中国黄河流域的霸主，符坚怎么看也不像个白痴．

符坚为氐族人，　符坚的故事还是要先从五胡乱华说起．氐族为五胡乱华中五胡之一，但却是五胡中人数最少的一个种族．从汉末至三国时期的魏国再到三家归晋，胡人不断内迁，为日后五胡乱华埋下隐患．西晋司马炎一统天下却有个白痴儿子，能创出＂何不食肉粥“的名言．而八王之乱彻底削弱了汉族人在北方的势力．隐藏的五胡势力开始占据优势，晋朝廷被迫南迁江南，而经过此乱之后中央政府的实力也大幅下降，不得不靠很多地主，地方强权，有实力的大家族的支持来维持统治．王与马公天下就是由此而来．而肥水之战中的谢安，谢玄实为晋朝的最具实力的大家族．而中国的北方，也就是黄河流域自从晋朝势力撤出之后，成立五胡角逐的战场．

 

前秦的功绩：

前秦首先由符健创立，关中起家（大概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符健死后，符坚的堂兄符生即位．符生是个暴君，残忍好杀，刚愎自用又不务正业．关中人民深受其苦．符坚挺身而出，刺杀符生，自居大位．书中记载，符坚博学多才，胸有大志，知人善任，网罗众多人才。其中最优秀的要数宰相王猛。王猛，自称有管仲之才，也确实有管仲之能。前秦在王猛的治理下可以说是一片生机，而王猛本人也绝对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贤相之列。369--370年，王猛连续对前燕（貌似天龙八部里自称是大燕国皇族之后的慕容复就此时的燕国之后，不过后来也有些后燕，ｘ燕的国家，但都姓慕容，搞不清具体是哪个了）采取连串军事打击行动，前燕灭亡。此后数年，符坚继续他的统一战争，统一氐族内部，灭亡了前凉，代国。。。382年，符坚派大将吕光进军西域，讨平西域三十六国，至此中国北方重归统一。

 

前秦的问题：

氐族为五胡人数最少的民族，但却以如此快的速度统一中国的北方，实在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也有符坚的才能和他的气魄，符坚很少乱杀，和其后的五胡混乱，种族之间互相乱杀实在是巨大的反差。符坚基本上采取的是开放的民族政策，以为氐族可以包容掉所以其他民族，而实际上前秦内部鱼龙混杂，民族问题复杂，根本就不是一个团结的主体。同时对于已亡国的将领也是一律的宽容政策，能说降的一律说降，不能说降的也要让他说降。慕容垂和姚苌就是两个最该杀的人，这两个人从来就没有真心归顺前秦，符坚心里也清楚，但符坚觉得自己能感化两人，坚决不杀此二人而且还毫不顾忌的委以重任。王猛曾为此事与符坚大闹过几会，不过没有效果。最后慕容垂，姚苌叛变，符坚自食恶果。而在对东晋作战中，对于东晋降将，符坚同样是坚决不杀，而且还委以前锋的重任。结果东晋降将临阵倒戈，实为前秦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些问题心里最清楚的就是治国宰相王猛。王猛过度操劳，死的比较早，临死前王猛的遗言就一个意思：绝对不能讨伐东晋。很简单，前秦内部不稳，如果一旦讨伐失败或者即使成功了但如果前秦的实力在讨伐中损失过度，都会造成国内的不稳定。遗憾的是王猛最担心的事却变成了事实。多年后得符坚早已不记得这位开国栋梁兼好友得遗言，一意孤行，发全国之兵征全国之物讨伐东晋。

 

前秦的灭亡：

氐族是五胡中人数最少民族，所以符坚的97万大军实在是一个多国部队，什么民族都有，杂牌军。而真正有战斗力并能与符坚同舟共济的只有氐族的战士（个人估计不会超过20万）。而其他族的士兵就是跟着凑热闹。打赢了抢战利品，输了比赛看谁跑得快，而符坚对此却没有清醒的认识。肥水之战不过是符坚的前锋部队受到了挫折，97万岂是一个小小的寿春装的下的。但前锋的兵败导致了一场骚乱，随后就是多民族的大长跑。除了氐族士兵，所有人都在向后跑，自相践踏惨死者不计其数。97万就这样被毁掉，强大的前秦也被这场奔跑毁掉。而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东晋的强大。以东晋的实力即使赢了肥水之战也不可能吃掉这么大的前秦。最可怕的后果是，氐族士兵在此战中损失惨重，国力大为消弱，本来氐族人就少，经此一战前秦内部所有不稳定因素全部集中爆发。各个民族都开始复辟，原先被符坚灭掉的国家重新建立，一夜间强大的前秦四分五裂了。而这些人对氐族人可不客气，施行种族灭绝般 的屠杀。从此中国北方开始陷入混乱的互相杀伐之中。其中慕容垂和姚苌是对前秦打击最大的两个人。此后纵然符坚继续南征北战试图恢复前秦的强大，难耐墙倒众人推。385年符坚被姚苌俘获，随后被杀，一代枭雄就此结束生命。

 

总结：

有人曾给过符坚很高的评价。柏阳将符坚，同李世民，康熙大帝并称为中华帝国最杰出的三位帝王。个人认为符坚本身够得上贤君，但比之李世民还是弱了点。也许符坚得成功在于他得保罗人才，善用人才，但他得失败也恰恰是太过包容，对潜在得敌人也包容，结果被自己包容得人所吞噬，很像春秋时期大兴仁义之师得宋襄公。

一。前秦虽大，但大而不团结。这样的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融化整合内部的各种势力。用现在的话讲应该是团结各族人民，构建和谐社会。

二。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很团结，即使小，也很难被消灭。举例：唐太宗伐高丽。高丽不过屁大个地方，天可汗的唐太宗可是久经沙场，但当时的高丽很团结，以首领盖苏文为核心的高丽就是铁板一块。结果怎么样，唐太宗两次讨伐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回，还好当时唐的内部团结稳定，唐军没有伤到元气，不然说不定要步前秦的后尘了。等到唐高宗时期（有名的怕老婆的软蛋），盖苏文gg，高丽内乱，分裂为新罗，百济，高勾丽三个势力范围。高宗仅派一上将徐绩便将高丽摆平。同一个高丽，团结不团结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东晋虽小，但在江南根基很稳，军民同心抗前秦，还真不是那么好打的．

最主要原因，联系汇率

香港现在受大陆的影响越来越大，基本上和大陆是一个周期，而现在的货币政策却是和美
国同步。美国为了救自己的资本市场疯狂减息，香港为了维护所谓的联系汇率就的跟着减
，但香港基本面很好，一年有5%以上的gpd增长，这种情况下玩减息就是通货膨胀与资产价
格的膨胀。正好和97年相反，97年是香港资本市场崩溃，如果要拯救资本市场应该像现在
的美国一样疯狂减息，但97年的美国又没有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联系汇率就
不能减息，为了对付游资的进攻反而还要加息，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惨不忍睹。香港联系汇
率是个最大的bug，游资是不会盯没缝的鸡蛋的。

其他原因：
香港楼价属于正常，现在大部分只有97年高峰时候的一半，如果考虑上这10年的通货膨胀
和经济增长因素，现在的楼价还不到97年的一半，楼价上涨空间巨大。
楼市供应恢复正常，03年香港楼市跌倒谷底，当时的一个原因就是新楼供应量太大，董建
华可能想搞点天下人都有房住的政绩工程，但没想到造成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萎缩，但最近两
年楼市供应恢复正常，甚至有些偏少。
通胀率将持续走高，在香港不断减息，大陆又不断输入通胀的情况下，香港通胀率未来几年会
很可观，这种情况下买楼是不错的选择。

人民币自由兑换现在看还是很遥远的是，香港基本不会放弃联系汇率，很可能是几年后香
港又被搞出个大大的资本泡沫。老子就是没钱不然也去买楼。

张献忠义子，善用伏兵之计，与孙可望等人同为大西军四猛将。喜爱《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为人宽容，顾全大局。李定国将军为南明最后一个永历王朝的最后一根支柱。
清军十万入关后采取拉拢汉族明朝旧势力与知识分子，集中精力打击李自成的策略，再加上李自成屡屡出现军事指挥失误，很快大顺军失去了自己的发家之地，山西，陕西。
而四川的张献忠成为了清军的 下一个主要目标。1646年张献忠被清军射杀，孙可望，李定国 收集参军数千人南走遵义，贵阳。顺治六年孙可望至书永历帝连明抗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顺治九年，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师抗清。北路刘文秀与吴三桂战与川北，被吴三桂击败。而李定国再南路出川东，入广西，进攻湖南。李定国为此次出征作足了功课，训练精兵3万，据说还有支特别的象兵部队。李定国部队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很多苗人，在南方苗人的战斗力比要比汉人强很多。

此次出征战绩
李定国率军从武冈出全州，围桂林，清南征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驻镇桂林，城破，孔有德自焚而死，这里孔有德是个有故事的人，下面仔细说说：

孔有德与尚可喜，耿仲名同为毛文龙部将。后两位就大大的有名了，乃其后与吴三桂一同叛乱的三番之二。而毛文龙是辽东地区一个土匪头子，尚可喜等人就是这个土匪头子的得力干将。不过这帮土匪起初可是爱国人士，主要经营破坏满情后方的敌后活动，颇为朝廷倚重。但缺点就是同时具备所有土匪的劣性。不听朝廷节度，偶尔也会干点强抢良家妇女的事情。对于这帮人，文人出身的袁崇焕看不下去，觉得这帮人为心腹大患，所以崇祯二年随便给毛文龙找了点罪名擅自处死。这件事引起了崇祯的强烈不满，也成为袁崇焕日后惨死的重要原因。杀掉毛文龙后，其部将被调入山东，同时满情进攻明朝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但毛文龙的手下都是一帮土匪，出了毛文龙没有人能制得住。很快山东出事，毛文龙部将叛乱，逃入辽东，投降满清。其中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为清朝打天下立了汉马功劳。

李定国乘胜进攻，基本解放广西全境。随后率军转入入湖南，进江西。出兵七个月，辟地三千里，军威大振。永历朝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
清庭震惊，命敬谨亲王尼堪为统帅，率八旗兵十多万南下增援。至衡州，与李定国战于衡州城北。定国假装兵败，尼堪追击，中李定国伏兵之计，尼堪战死

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西南七省基本至此进入永历朝廷版图，坐镇武汉的洪承畴已经坐立不安了，清廷也已经做好了放弃江南准备南北分治的最坏打算。而在此时，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刻，只要攻下武汉，江南半壁江山可以说一半入手，但是最关键的人物出手彻底改变了形式，这个人不是满情猛将，也不是什么孝庄皇后，而是一直野心勃勃的孙可望。孙可望不想别的，就想废了永历自立为皇，不过他实在是本事有限，现在李定国强了风头，赢了声望马上就要盖过他，孙可望爆发了，拟夺去李定国兵权。而永历帝也意识到把持朝政的孙可望要废帝自立，遂命李定国回师，李定国为避风头转而进攻广东，结果受挫退守南宁。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由南宁回师，移永历帝至南宁，孙可望废帝自立失败，而李定国为与孙可望和好遣回孙可望家属，但同为张献忠义子的孙可望表现实在让人失望。恼羞成怒之下，孙可望悍然发动内战，率军14万进攻李定国。但孙可望已经众叛亲离，将士临阵倒戈。孙可望只带残兵几百在无路可走情况下投降满情。顺治十五年满情三路进攻李定国，而永历朝经过内乱，孙可望又把云南，广西虚实尽告满情，李定国屡屡受挫。顺治十六年， 与吴三桂决战，由于叛徒出卖（又是叛徒。。。），伏兵计功败垂成。

其后永历帝与李定国分散，永历逃入缅甸被软禁，而李定国多次率军进入缅甸都没能将永历救出。顺治十八年吴三桂进入缅甸，缅甸将永历交给吴三桂，次年死于昆明．闻听永历被杀，与康熙元年，李定国忧愤病死于军中。

 

后记

永历帝被杀，李定国病死，南明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了，朱家皇室也死得差不多了。满清于皇太极死后由多尔衮带领入关，而满清人口不足百万，八旗军不过十万，文化水平不过三国演义上册，但只用了20年至康熙初年已经基本统一全国，而明末随便一个割据势力都要几十万的军队，就算八旗军再猛也早该在战斗中死绝了。只能说明末的叛徒不是多，是非常多。蛇吞象就这么完成了，不过问题是象却是被肢解的象。明末抗清的力量就没一刻统一过，李自成在陕西，张献忠在四川，左良玉在武汉，史可法在南京，郑芝龙在福建。大家基本上谁也不服谁，而且常常因为几句话就能打起来。难怪有人说明末是中国人所有缺点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贪婪，恐惧，自私，妒嫉，猜忌。。。内乱不断，汉奸辈出。

李定国死后剩下的抗清势力最大的可能要算台湾的郑家了，不过这点郑家军是成不了什么燎原之火的，李定国死后没多久，郑成功叛将施琅为报私仇，率清军重施当年郑成功打台湾的旧计，攻占澎湖列岛，很快逼使郑克爽投降。最后一个汉家政权覆灭，施琅也被后人骂了几百年，可是到改革开放新时代，真是什么都有可能，施琅被央视搬上荧幕后大加颂扬，还有个很酷的名字《大将军施琅》。。。历史，用胡适的话讲：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孟珙南宋后期最杰出的军事家，战功彪炳

1231年 孟珙率南宋军与蒙军合力攻灭金最后都城蔡州（汝南），还将金哀宗带回临安府供于南宋太庙

1236年，第一次宋蒙战争爆发，蒙古伐宋，中路襄阳、随州（今属湖北）等地失守，孟珙奉命救援，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蒙古中路军被击败。

1237年，蒙古军又攻至汉阳境内，孟珙在沌口反击成功。一个多月后，蒙古军被迫退兵。 

1239年，孟珙出兵收复信阳，襄阳，樊城，再依靠两淮得水路控制，南宋东路威胁基本解除。

同年冬，孟珙收复重庆周边地区，其后孟珙主管长江中上游防御体系得建立。重庆及其周边得山城防御体系是后期抗蒙得核心地区。

1246年，可惜英雄身患重病早逝。但孟珙遗留下来得整个防御体系和部将继续支撑了南宋抗蒙几十年。

 

南宋，一个弱小而不起眼，偏安江南得小朝廷，居然抵抗在当时世界无敌得蒙古人达50年之久。而金抗元不过30年，明抗清就只有20年。南宋这个看似弱小得朝代却有着一点也不弱小得力量。

 

第一次宋蒙战争，蒙古惨败

 

年轻人有野心想干大事是好事，但有时候更会坏事。宋蒙合力灭金之后，宋理宗刚刚亲政一年，想干件他的几代前任干不了的事，撕毁与蒙古的盟约，出兵北伐准备收复洛阳，汴梁，商丘。很快宋军遇到麻烦，北方破坏太深，缺少补给，又重了蒙军包围。宋军大败，从此转入战略防御。

  

第二次宋蒙之战，蒙哥丧命

 

首先是蒙古对宋得军事包围战略。窝阔台死后蒙哥继位，蒙哥弟弟忽必烈主张绕道川西灭亡云南得大理国，完成对宋得大包围。1252年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军远征，1254年灭亡大理，俘虏大理末代君主段兴智。